一
1962年9月1日，我带着初为人师的神圣、庄重、热情和希望，穿着一件白衬衣，一条虽然在里面的膝盖部位打了个补丁却洗得脆生生的浅灰色的裤子，跨进了徐州市搬运工人了弟小学三年级二班的教室。
教室里一片混乱。小朋友似乎没有发现我的到来。有两个小男孩扭在一起，显然，他们在我没到来以前就撕打起来了。我赶紧从脑子里“检索”《教育学》、《心理学》中的有关“法则”，包括马卡连柯《教育诗》里的法儿，可是用了不起作用。
一个大个子男生说：“老师（那时他还不知道我姓什么），你把他们拉出去！”
拉出去？《教育学》上有这么一说？这是“紧急状态”，也只有采取断然措施了，于是我把他们二人拉到教室外面。这一《教育学》上没有的一招果然奏效——教室里顿时安静了。
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想从头来——和蔼又亲切地“背诵”两天前就准备好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开场白”。可是，我怎么也笑不起来，没有那个情绪。
安静了没有五分钟，学生们又开始骚动起来。讲话的，争吵的，因为对方的胳膊过了几乎每张桌了都有的“三八线”而发生“边界冲突”的……
接下了葫芦又浮起了瓢。
这是怎么了？我对我这个师范学校的堂堂的“三好生”产生了怀疑。
下课了，学生们议论开了： “刚毕业的，谁听他的！”
“多穷！穿条烂裤子！”
晚上，同寝室的一位老师问：“你有好一点的裤子吗？”
我说：“有。我不是觉得应该给学生一个艰苦朴素的印象吗？”
“咳，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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